图1-1 现如今，云南少数民族还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服饰特征。

图1-2 在山东嘉祥出土的武氏祠汉画像石中描绘了当时的织机（曾母投杼）。

图1-3 这是上海黄道婆纪念馆收藏的老式织布机。

图1-4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古代纺织巨匠，在21世纪初的上海建立了“黄道婆纪念馆”。

图1-6 上海黄道婆纪念馆。

图1-8 在山东沂源，艺人们在花布染色的过程中特别重视染料的制作，他们认为这是制作蓝印花布的关键。

图1-11 周代冕服十二章绣图案，其中有日月星辰和各种图腾意象。摘自《中国服饰史教程》孙世圃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图1-12 染色方法虽然土点，但是效果颇佳，老辈的艺人对此方法格外推崇。

图1-13 古代的冕服是礼仪与宗法的象征。摘自《中国服饰史教程》孙世圃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 7月第1版。

图1-14 石灰粉与豆面搅拌在一起，形成了最简单实用的防染浆料。

图1-15 山东沂源蓝印花布防染浆料的制作。

图1-16 刮料可是个功夫活，既要均匀又要厚实，没有几年的实践可干不了。

图1-17 蓝印花布花版上的图案是细细雕镂出来的。

图1-18 农闲了，大娘蹲在自家的院子里缝制着蓝印花布被面，其乐融融。

一行白鹭上青天

我国汉民族最早采用的纺织材料是葛、麻纤维，据记载，我国境内的棉花应该发源于南部、西南和西北地区。古代海南岛一带，生长着一种开花吐絮的灌木，为落叶大乔木，当地人们用它纺线、织布，再利用天然的矿物、植物染料染绘出来，制成服装。这种灌木就是棉花，与今天织布的草棉不同，俗称“木棉”。据古书记载，夏禹时代，西南边疆和海南少数民族曾将织就的棉布作为礼品赠送给当时内地汉族的头领（图1-1）。西南一带将棉花称之为“白叠”，至今佤族还将白色的棉布称为“白戴”。秦汉时期（图1-2），海南岛以生产“广幅布”而闻名，这就是棉布，西南古代永昌郡濮族的一支也擅长纺织棉布，被称作“木棉濮”。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田自秉、吴淑生先生认为，棉花分粗绒棉和细绒棉两类，粗绒棉分非洲棉和亚洲棉;细绒棉分美洲的陆地棉和海岛棉，这两种棉花均非我国原产，而非洲棉经过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最早应该不晚于西汉中期，在新疆罗布淖尔西汉末至东汉的楼兰遗址中，就发现有棉布的残片。至魏，《梁书·高昌传》记载，魏文帝黄初年间（220～226），新疆的棉纺织品大量传入中原，这种品种就是非洲棉，俗称“小棉”，产量低，绒毛纤维短，纺织品质不佳。南朝时，上层贵族已开始应用棉布衣，时称“南布”，多为异族贡品，所以甚为珍贵。这些南布由东南亚传入华南，流行于珠江、闽江流域。亚洲棉，也叫“中棉”，绒毛纤维长，质优于非洲棉，我国古称“古贝”（也有误写作“吉贝”者），是马来语、梵语的音译。唐代，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唐玄宗时长安城里“卖白衫、白叠行邻比廛间”，中原及苏杭一带棉布贸易已相当广泛。北宋末期，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棉纺织工艺已较为发达，并通过商贾逐渐向内地流传。宋末元初，棉花由东南和西北分两路向长江中、下游和关陕渭水流域一带迅速传播，而黄道婆对棉纺织业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图1-3）。《辍耕录》：“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由于黄道婆对棉纺织工艺的改进，有力地推动了棉纺织业在内地的发展，她的故乡松江府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图1-4、图1-5、图1-6），吸引各方商贾于此争相购买，遂有“衣被天下”的美誉。棉纺织业在我国内地的广泛流传是蓝印花布出现的首要条件。（图1-7）

图1-5 上海黄道婆纪念馆，黄道婆墓。		图1-7 上海黄道婆纪念馆，“衣被天下”。

早在距今约五万到十几万年前，山顶洞人就开始使用红色矿物颜料，这应该是有证可考的古人对颜色最早的认知。在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又出土了五块赭石及在其他遗址中发现的研磨工具，我们可以推知，可能矿物颜料是古人应用的最早的颜料。但新石器时代人们还学会了使用植物染料，各种颜色的野花及绿色的叶子、树皮、根茎都成为可应用的材料，这时已发现有一种开红花的“蓼蓝”草可以染蓝色。《周礼·地官》中记载周代设有官员“染人”“掌染草”，他们每逢春、秋即四处搜寻染草供宫廷浸染衣物之用。后来人们发现直接用蓼蓝揉搓织物染色，对织物特别是丝织物的损伤太大，就发明了用温水浸渍蓼蓝鲜叶的方法来染色（图1-8）。蓼蓝的茎叶中含有一种物质“靛甙”，温水浸渍后，靛甙可以被浸出制成染液，织物在染液中浸染，初得黄褐色，晾后，被氧化成为蓝色。春秋时代，蓝草的种植已甚为普遍，染蓝作坊大批出现。但这时又发现了一个难题：蓼蓝的成熟期在7～9月间，开花后蓼蓝含靛甙的成分就会逐渐减少，所以用鲜叶染蓝必须抓紧时间，抢收抢染，如果浸染不及时，染液就会发酵、氧化，变成泥状的蓝色沉淀物而废弃。后来在生产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用酒糟发酵，可以将沉淀的蓝泥重新还原而染色，这样，时间的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将泥膏状的蓝靛储存起来，一年四季都可随时发酵，随时染色，于是，战国时代，蓼蓝广植，染蓝作坊遍布。（图1-9、1-10）

图1-9 花布浸泡在染液中，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才看得出呈色。		图1-10 与古代相比，现在的山东农村蓝印花布染色工艺没有多大的变化。

汉代以前织物纹样更多实施“画缋”的方法。画缋，就是设色施彩，应该包括现在绘画（涂绘花纹）和刺绣两种工艺，最显著的就要算周代在冕服上绘、绣的“十二章”图案了（图1-11）。商周时期出土的丝绸纹样还显现出凸版印花术已开始在织物上使用，春秋时代，这种技术得以发展，西汉，达到相当高的水准。秦汉时期，夹缬和蜡缬的印花技术又相继出现。夹缬分两种：一种用两块木板雕刻花纹，夹紧对折的织物注入染料印制；一种用花版印制，花版是白铁皮或浸过桐油的硬纸板按花纹图案被镂空雕刻而成。印花时，将花版铺在织物上面，直接在花版上涂刷颜色，取掉花版则镂空处有色纹样尽现。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流行一种蓝白花布，蜡染而成，这实质是一种防染法，利用蜂蜡和虫白蜡作防染原料，先将蜡熔化，用蜡刀蘸着蜡液在织物上绘出纹样，待蜡凝固后，入蓝色染液浸染，则无蜡处染色，有蜡处（花纹）留白或呈浅色，最后煮去蜡而现花，这种花布当时称为“阑干斑布”。夹缬和蜡缬这两种印染工艺的出现和发展为蓝印花布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汉时，蓝草已成为重要的染色来源，中国人固有的观念色“五色”（青、赤、黄、白、黑）中“青”色就是由靛蓝染制而成，所以这时出现了大规模的专业产蓝区，北方主要生产马蓝，南方则多用吴蓝（木蓝、槐蓝）。

北魏山东益都（今寿光县）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种蓝》中第一次用文字记录了蓝草制靛的方法，为世人留下了难得的史料记述：“七月中作坑，令受百许束，作麦泥泥之，令深五寸，以苫蔽四壁。刈蓝倒竖于坑中，下水，以木石镇压令没。热时一宿，冷时再宿，漉去，内汁于瓮中，率十石瓮，著石灰一斗五升，急手抨之，一食顷止。澄清泻去水，别作小坑，贮蓝淀著坑中。候如强粥，还出瓮中，蓝淀成矣。”这种土法染蓝一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农村地区使用着。（图1-12）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衣冠服饰早在周代即成为礼仪的重要内容，为此周代特制定了冠服制度（图1-13），它是一个人在社会中身份与地位的标识，历朝历代为明确社会等级均对服饰有严格限定。我们看一下南朝宋的法令规定:织成衣物、锦帐、纯金银器等皆为禁物，是皇帝及后妃的专用品，王公大臣亦不得使用；三品以下官员均不得使用珍珠翡翠校饰缨佩，穿著杂采衣；六品以下官员均不得穿用绫、锦等衣物，及以金校饰器物；八品以下官员均不得服用罗、纨、绮、等；骑士百工则不得服用越叠，乘坐犊车，及用银装饰器物，履的颜色只能是绿、青、白；而奴婢衣食客不得服白帻，履的颜色只能是纯青。①真正在服色上特别是冠服之外的常服上作出等级明确规定的是隋唐时期。隋炀帝规定：官员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穿绯或绿袍、胥吏穿青袍、庶民穿白袍、屠夫商人穿黑袍、士卒穿黄袍。但隋末大乱，该法令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唐太宗时再次明确服色制度：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至唐玄宗时服色制度已基本被遵守，服色的僭用，即“借色”已被视为非法，后来就转而表现在对用料或样式的僭越上了。②宋元丰之后，服色制度又定为：四品以上服紫，至六品服绯，九品以上服绿，去青不用。③统治者虽三令五申要求上行下效，但在民间，社会服饰制度却始终未见得特别严密，僭越在所难免，不过大体上人们还是依循着一个粗略的标准。所以《天工开物》载：“霄汉之间，云霞异色；阎浮之内，花叶殊形。天垂象而圣人则之。以五彩彰施于五色，有虞氏岂无所用其心哉？飞禽众而凤则丹，走兽盈而麟则碧，夫林林青衣望阙而拜黄朱也，其义犹是矣。”“青衣”与“黄朱”之间的差距望而便知，不知是不是这种限定必然导致一种创造，朴素而单纯的“青衣”竟然也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丰富性，这恐怕是规则的制定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图书集成》卷六百八十一“苏州”条引：“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宋嘉定中归姓者创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这就是早期的蓝印花布，直接用“灰药”染青留白，取得青白相间的效果。后来，人们从丝织物碱剂防染法的发展中得到启示，改用防染技术印制花纹，用石灰和豆粉调成胶状防染浆剂（图1-14、1-15），以镂空花版覆棉布上，将浆剂涂抹在花版上（图1-16），则花纹处有浆剂覆盖可起到防染作用，而后入蓝色染液浸染，取出，刮除浆剂，则成为蓝地白花，这就是后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蓝印花布。

明清时期，药斑布被称作“浇花布”，蓝色的品种不断增加，以当时棉纺织业的繁盛区苏州为例，蓝色“初有竹根青、翠蓝”，后增加了“天蓝、玉色、月色、浅蓝等”，④色相上的变化不仅丰富了染蓝品种，自然也丰富了蓝印花布的品种，而且蓝印花布这时开始成为城乡居民普遍的服饰面料（图1-17、1-18），只不过很少有人直呼其“学名”，各地称谓不一，像山东临沂地区就称之为“猫蹄花布”。印花用的镂空花版这时也普遍采用涂过柿漆的油纸，由于雕版条件所限，花版多表现由点和短线组成的装饰性花纹，产生了极强的节奏感，由此也派生出专门的刻版行业。清代蓝印花布因工艺的发展又产生出了新的品类——白地蓝花，它一般由两套版印制完成，一套印底色，一套印花纹，工艺更趋复杂和成熟。光绪之后，德国人拜耳（Bayer）人工合成靛蓝，德国人波恩（ReneBohn）创制“阴丹士林”，从此我国许多染坊逐渐改用进口洋靛，种蓝业日趋衰败，靛蓝染蓝法在大部分地区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机印花布的普遍使用，中国蓝印花布开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鲜见踪影了。

来源/《中国民艺采风录》/河北美术出版社/主编：潘鲁生/赵屹/著 /整理/泥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