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最早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中国人大约在4600年前黄帝时代已经创造了车。大约4000年前当时的薛部落以造车闻名于世。《左传》说薛部落的奚仲担任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7世纪）的"车正"官职。《墨子》、《荀子》和《吕氏春秋》都记述了奚仲造车。
古车印象
先秦时代的车，总的说来分为"小车"、"大车"两大类。驾马、车箱小的叫"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驾牛、车箱大的叫"大车"。小车除贵族出行乘坐外，主要用于战争。战国时，由于车战的发达，战车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古车作为载车部分的车厢，叫"舆"。"舆"的左右两边立的栏杆和木板，叫轸，车的运转部分主要包括轮和轴。轮的中心是一个有孔的圆木，叫毂，用以贯轴。车轮的边框，叫辋。连接辋和毂的是辐。车轮的辐条有多有少，一般为30根。四周的辐条都向车毂集中，这叫辐辏。车轴是一根横梁，上承车舆，两端套上车轮。轴的两端露出毂外，末端套有青铜或铁制的轴头，叫軎。轴头上有孔，用来纳"辖"，以防车轮脱落。辖一般用青铜或铁制成，呈扁平长方形，长约三四寸，俗称销子。车轴横在舆下，固定的方法是在舆的底部安上两块木头，用绳索把轴绑在上面。它的形状像个爬伏着的兔子，所以叫伏兔。也叫 。
车辆的构造和组成，除了上面介绍的有关载车和运转部分的构件外，还要包括驾车的构件。驾车部分的构件主要有辕、轭。辕又叫 ，为一根直木或稍弯曲的木杠。辕辕的后端连着车轴，前端拴着一根弯曲的横木叫轭，又叫衡或横。辕和轭相连靠的是销子，小车的叫 。轭要卡在牛马的颈上。另外还有"轫"，它是阻止车轮转动的一块木头。行车时必须先将轫木拿开，车子方能转动。所以启程又叫发轫。以后用"发轫"泛称事情的开端。
古代车舆上可以有盖子，用一根木棍支撑，形似大伞。盖为车所专用，舆中可以铺 ，车 叫茵，后来也泛指一般的席垫。据说古时妇人之车，往往在舆的四周加上帷。后来车盖被取消，在帷上加了顶（类似现代的车篷），叫作幔，又叫摇４送猓糯德砘钩３Ｓ行矶嘧笆涡缘母郊缱霸诤夂烷钌系南炝澹凶 銮"。在西周时期，最高级的马车上要装八个銮，走起来声音很好听。古车上的许多部件制作精美，如有的铜车軎，甚至用金银丝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异常华丽。
关于制作车轮的技术要求，早在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中就有了明确规定，具体要求有下列10条：一是对车轮要用工具规尺进行认真的校准，使其外形为正圆形；否则轮子与地的接触面就不可能尽量小，因而也就转不快。二是轮子平面必须平正，可将轮子平放在同轮子同样大的平整的圆盘上进行检验，看两者彼此之间是否密合。三是要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四是要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浮沉是否一致，以确定轮子的各部分是否均衡。五是要求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的尺寸和重量都要一样。六是要求轮子的整体结构必须非常坚固。七是要求车毂的粗细、长短要适宜。要依据有利于转动和稳定的原则，对不同用途的车辆可选用不同尺寸的毂。八是要求轮子的直径要适中。太大，则人上下不方便；太小，则马拉起来很吃力。九是对轴的要求有三条：选材精良，坚固耐磨，转动灵便。十是对整个车轮都必须选用坚实的木料等等。由此可见，当时的技术要求是很严格的，其考虑是十分周全细密而又符合科学原理的。《考工记》还对车舆材料的选择及其连接方法，对车辆其他部分的制作，对不同用途车辆的要求等问题分别进行了叙述。
车轮上的历史
夏朝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在其奴隶主政权机器中，牧正主管马牛的牧养驯育与使用，车正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可以认为，这车正和牧正，便是我国早期的主管交通的专职行政人员。
夏朝末年，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同样打起了"恭行天之罚"的旗号，作战中使用了更多的牲畜和战车、运输车，讨灭暴虐无道的昏君夏桀，建立了商朝（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商代战车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车辆制造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能够造相当精美的两轮车了。
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又接受周公的建议，修建洛邑，开凿道路，制造车辆，发展交通。西周的车辆有了重大改革。《说文》上说，商代有三匹马拉的车，谓之骖；周人增加了一匹，谓之驷。河南浚县辛村周墓出土车12辆，马骨竟为72架，说明已有六匹马拉的车。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战车发展到鼎盛阶段，车辆制造业也有了更快的发展。
春秋殉马坑殉战车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一般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重要部位装着各种青铜制的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车同轨"，对车辆制造的技术和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秦始皇五次大规模巡游，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秦代人对马车似乎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至今我们还可以从秦朝留下的兵马俑中，看到当时的战车、辇车等实物，看到与真人真物几乎等高的人物与马匹形象。这些珍贵文物，完全模拟实物制成，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反映了我国2000多年前马车制造的精湛技艺。
到了汉朝，车子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单辕车逐渐减少，双辕车有了大发展，车的种类增多，且主要用于载人装货，而不是战场了。东汉和三国时期出现了独轮车，这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在交通史上是一项重要的发明。根据历史记载，诸葛亮北伐时，蒲元创造"木牛"为军队运送粮草。许多学者认为当时的"木牛"，就是一种特殊的独轮车。
西汉双辕车
唐宋以后，车辆的制造技术也有所进步。南北朝时出现了12头牛驾驶的大型车辆。当时还出现了磨车。磨车上装有石磨，车行磨动，行10里磨10斛。至于三轮车，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出现，但没有得到推广。到了宋朝，官僚们坐轿子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这时高级车辆的制作和改进得不到重视，制车技术的重点也逐渐由乘人的车转到载货的车。宋朝的大车叫"太平车"，用五至七头牛拖拉。这时的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旁边两人扶拐，前用驴拉，叫作"串车"。明朝将前用驴拉、后以人推的独轮车叫"双缱独轮车"。明清时期除了陆续出现许多新型车辆和异型车辆外，还出现了帆车，即在车上加帆，利用风力助车行进。到清朝时又出现了铁甲车和轿车。铁甲车有四轮，轮的直径约一尺，车厢包以铁叶，以保安全。轿车是马车与轿子结合的产物，外形如轿，用马和骡拉挽。徐扬的《乾隆南巡图》中就画有这类轿车。
车与礼制
古代乘车一般是一车三人，崇尚左侧。三人的位次是：尊者在左，御者在中，车右在右。如果车中尊者是国君或主帅，则居于当中，御者在左。《左传·成公二年》写在 之战中韩厥梦见他父亲告诉他：打仗的时候要躲开车舆的左边和右边，所以第二天交战时他就"中御而从齐侯"。《左传》之所以特别记述这件事，是因为韩厥本应在左。在这场战斗中晋国的郄克是主帅，应该站在中间，也就是在御者之右，所以当他伤势加重后其御解张要"左"并辔，"右"援 ⒃驹谯Э耸掷铮簿褪窃诮庹诺挠冶摺！妒芳恰ば帕昃写沸葱帕昃 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上坐，即车之左。
车右又叫骖乘，任务是执戈御敌，车遇险阻时下去排除障碍、推车。车右都是勇而有力的人。《史记·商君列传》："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骈胁，即胸大肌、肋间肌、背阔肌特别发达，就像连到一起了。搴之战中郑丘缓为郄克的车右，所以他说："自始合(交战)，苟有险，余必下推车。"逢丑父是齐侯的车右，但他的臂被蛇咬伤了，所以当齐侯的骖马皮带被树挂住后他"不能推车而及(被韩厥赶上)"。车右也就是在中尊者的卫士，因而当眼看齐侯将要被俘时，"逢丑父与公易位"，冒充齐侯。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对"不能推车"这一失职过错的弥补。韩厥真的把他当作齐侯俘虏了去，他对晋人说自己是"代君任患"，这话并不十分老实。也正是因为车右有保卫尊者的任务，所以赵盾的车右要把赵盾从晋灵公"伏甲将攻之"的危险处境中救出，而自己以身殉职；在"鸿门宴"中当樊哙听说刘邦生命受到威胁时说"臣请人，与之同命"，并冲进营门，也是在履行职责。
"超乘"的礼节。超即跳，为了表示对车所路过处主人的敬意，车上站在左右两侧的人在车行进时跳下，随后又跳上去。这需要高超的技术和勇气，因此又是示勇的方式。《左传·昭公元年》："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等于说彩礼)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女]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公孙黑)盛饰人，布币(见面礼)而出，子南戎服(军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公孙楚以超乘博得了美丽女子的欢心，就是因为超乘容易体现戎士的壮勇。
御术与骑术
造车是一门学问，驾车也是一门学问。在远古时期，原始的车是由人推挽的，后来改用畜力牵引。同其他车相比，马车具有更为快速、灵活的特点，在畜力车中占有重要地位，驾驭马车，就变成了一门重要的学问。
在春秋时期，孔子的教学体系中就有"御"这一科。车行进时，驾驶马车的车工把马缰绳汇总握在手中。《诗经》中就有"执辔如组"的诗句，"如组"就是把八根缰绳握在两手中，就像一组绳似的。这样，用力才能均匀，"两骖"［一车三马或四马中的两旁之马］跑起来才能"如舞"，极为协调。赶马的鞭子也有两类，竹条制成的鞭子叫策，皮条制成的叫鞭。今天我们常说"鞭策"一词，就是由抽打马的意义引伸而来的。在我国古代，人们十分重视驾驭术的提高，古书中也有不少关于驾车高手的记载。《左传》记述战争情况时，总要交待双方主将的御手。古代封建统治者甚至还因此悟出许多对人民的统治术。"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韩诗外传》卷二）
御术被列为"六艺"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时，总结、概括出了驾车的五种基本技术。据《惆礼·地官·保氏》记载，御有"五驭"：
一为"鸣和鸾"。指挂在马车轼木上的和铃与挂在衡木上的鸾铃，在驭手驾马行车之时，和铃与鸾铃要发出轻快而有节奏的振荡声。铃声不乱，表明驾车马的步伐整齐轻快，说明驭手控马有方，驾术高明。
二为"逐水曲"。指驭手驾车能适应复杂危险的地形。河流弯曲多变，驾车傍水流而行，路势屈曲，驭人要能得心应手控驾车马，使之能快速前进，而又不坠入河流，陷入水淖。这就必须具备更高明的驾驭技术才能应付。
三为"过君表"。培养驾驭手立身做人的品德。车滚马腾，飞奔驰骋，人之惰性容易浮躁不端，丧失基本的礼节和品德，因此要以在国君面前通过的特殊礼仪培养驭手。
四为"舞交衢"。交衢系指十字街口。驾车使马穿街过巷，车辆相汇，人流相交，车人相傍，穿梭前行，舞龙走蛇如人无人之境，不能横穿乱撞。
五为"逐禽左"。这是五种驾驭技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驭手驾车在田猎、征战中，要尽可能把猎兽鸟禽乃至步行奔走的敌人驱赶到车马的左方，好让车上的弓箭手开弓射物达到最佳角度，这是田猎和实战的需要。现代西方国家的贵族们，虽已有现代化的猎枪围猎，但仍要求骑手把野兽驱逼至马匹的左前方，进入最佳射击角度。这其实就是"逐禽左"的驾驭技术，在当今马上活动的留存。可见，作为检查掌握御术的考核标准，在古代已经达到相当重视的程度。
随着战争频繁地发生，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发展，马车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骑术渐渐代替了御术，而马车也从战斗一线退了下来，成了只负责后勤保障的交通工具。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之后，战争已经从早年的死板的兵车战术的正面战，转向更为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了，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于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北方少数民族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汉族传统宽袍大袖的衣服为北方少数民族式的紧身服装，方便于进行骑射。从这里开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
骑兵的出现是一场武装革命，同时对骑马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骑兵在各国的推广，骑术成为考核士兵技能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明了马镫。在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墓出土的陶骑俑上，已经出现了马镫，在辽代墓葬中，盛行用马镫为随葬品。马镫使骑马者和马更紧密连为一体，使骑马者可以着力于马身，因此，马镫的出现，革命性的提高了骑术，改变了骑兵战术，由此甚至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马镫的发明使骑术突飞猛进，骑兵的作用日益显著，由此发展出速度赛马、马戏、马球等多种运动项目。
·古代赛马活动
"田忌赛马"的故事在我国流传极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述了孙膑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的故事：齐威王与大臣田忌赛马，先是两人各出上、中、下三匹马，比赛结果，田忌三战三败。后来军事家孙膑出了个主意，比赛时调整了一下马匹的排列，让田忌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结果是一败两胜，总评获胜。虽然当时的赛马只是诸侯贵族赌博取乐的活动，但说明当时的人们在驾驭马匹方面已经有了较高的技术。
其实，发现于内蒙乌拉特中旗乌兰结拉嘎的赛马图岩画，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较早的赛马资料。及至汉代，赛马活动继续盛行，在郑州发现的画像砖上，就有一幅典型的《赛马图》画像。这一时期，马戏表演也成为百戏的主要内容之一，张衡的《西京赋》中就有"百马同辔，骋足并驰"的描述。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上，曾留下了当时无名艺术家对惊险绝技的马术表演的生动刻画。沂南汉墓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有一幅《马戏图》，图中两小童各自在马上表演，两马相向奔驰，左边一小童左手执马鞭，右手持曲柄幢立于马上，此即马戏中的"立骑"技艺；右边一小童双手执手戟据于马背，横体腾空，双足后翘，马蹄腾飞，显示出了表演者的精湛技艺。
唐宋时代，赛马活动有了新的发展，考古发现的有关赛马俑以及壁画、瓷枕、绘画等艺术作品中描绘的马术表演的精彩生动场面，均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体育活动中马术运动的珍贵资料。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表面绘有马术图案的陶枕。这一陶枕的枕面为横长的八角形，中心画有一穿紧身衣裤的演员，双手据鞍，倒立在马背上。马匹呈飞驰状，整个画面将人与马紧密协调的配合表演描绘的相当逼真。
到了明清两代，赛马运动更为兴盛，不但民间流行这一活动，甚至军队也将其作为练兵的手段。西藏布达拉宫西大殿壁画中的清代赛马图、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绘制的反映清军骑士表演的《马术图》，都反映出中国古代骑术运动发展的高度水平。
·马球
关于马球的起源，曾有人认为是在唐代由波斯(今伊朗)经阿拉伯传至吐蕃(今西藏地区)，后流行于中原地区；也有人认为这项运动是古代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在我国古文献中，"击鞠"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曹植写的《名都篇》中。诗篇中尽情地赞扬了健儿们"连骑击鞠"的技艺，已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
马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蓬勃主要是出于战争目的，因此，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骑兵骑术的影响。从汉代以后，随着骑术的进步，马具的改革，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唐代盛行轻骑兵，它有着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同时，马上作战、砍杀更为灵活。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由于这一军事目的，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马球运动在唐代风行一时。
唐代马球活动非常流行，上至帝王下到文武百官，无论男女，喜观、好打此球者大有人在。1972年，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马球图》壁画，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妇女打球图铜镜，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彩绘打马球泥俑，都反映了当时马球运动的普及情况。
宋代以后，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马球活动更为常见。同时在一些球类用具上也进行了改革。如以前的马球用球是一种拳头大小的木质球，而元代则变为皮缝的"软求子"。球杖也比以前的长，用长杖拖球，或用杖弹打，使其不落地，然后纵马驰至球门，击球入门。
盛行了近千百年的马球活动，流传到明朝初年，还时有开展，不过，总体上已呈衰落之势。尤其是进入明中叶后，马球只是作为宫廷礼制或民间节日活动开展。到了清代初年，马球这一颗在中华古文化史上放射了上下千余年异彩的明珠，终于熄灭了。直到民国初年，西方现代马球传入我国，马球运动才又缓慢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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